近年來，隨著電商領域競爭白熱化，平臺要求商家在自己與競爭對手之間“二選一”的行業頑疾愈演愈烈，并不時在“6·18”“雙11”等電商促銷節前周期性爆發“口水戰”。
受疫情影響，今年很多店鋪早早備戰“6·18”，希望把損失降到最低。然而不少商家反映已接到某平臺電話，“售價要比其他平臺低，才有流量。否認不予推薦”。這讓商家們叫苦不迭。
商家們需要的是公平營商環境。該訴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得到回應，“以公正監管維護公平競爭，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快速恢復經濟的關鍵時期，打造公平營商環境顯得更為迫切。今年兩會，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向全國人大作的報告中表示，“公正審理電商平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不正當競爭等案件，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關于審理涉電子商務平臺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第五條明確，“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通過訂立限制競爭協議、設定交易規則或利用技術手段，限制、排除平臺內經營者參加其他第三方交易平臺組織的經營活動，平臺內經營者以上述行為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規定為由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最高法回應“二選一”社會關切
今年“6·18”前夕，最高法院動作頻頻。
6月10日，最高法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電子商務平臺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第5條明確，“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不得違反公平、自愿原則，通過簽訂服務合同、設定交易規則或利用技術手段，對平臺內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價格、銷售對象、銷售地區等進行不合理的限制。”
對于違反上述規定的行為，“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通過訂立限制競爭協議、設定交易規則或利用技術手段，限制、排除平臺內經營者參加其他第三方交易平臺組織的經營活動，平臺內經營者以上述行為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規定為由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兩天前的6月8日，最高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發布了一項名為“電子商務中‘二選一’的性質和法律適用問題”的課題報告。
報告明確電商“二選一”對市場競爭的危害包括排除、限制競爭，對于現有的競爭對手、潛在競爭對手都有明顯排斥效果，同時也提高市場進入門檻，讓潛在的資本有可能望而卻步，同時阻礙相關產品或者服務質量的提升。“二選一”不僅會侵害平臺內經營者的利益，由于排除競爭限制消費者選擇的機會，最終也會損害消費者利益。
報告認為，應當規制“二選一”行為已經在行政執法、司法和學界達成了共識，《電子商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三部法律對此問題均有適用空間，但也都有需要明確和完善的地方。報告提出，對于情節較為輕微的“二選一”，可以適用《電子商務法》;當需要加重處罰相關主體時，考慮《反不正當競爭法》;而當情節較為嚴重，《電子商務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懲罰力度都不足以對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的“二選一”行為產生威懾作用時，及時適用《反壟斷法》予以規制。
兩會代表委員熱議“二選一”
去年“雙11”前夕，市場監管總局在杭州召開的座談會上表示，平臺“二選一”問題突出，引發各方關注，將對“二選一”依法開展反壟斷調查。
今年兩會，電商“二選一”也引發了代表委員們的討論。
全國人大代表樊蕓表示，“近兩年來，互聯網平臺‘站隊’現象嚴重，‘站隊’就意味著入駐平臺的商家必須進行‘二選一’或者‘多選一’。電商平臺強制商家‘二選一’的行為已經違法。”
全國人大代表吳列進認為，“二選一”既損害了廣大電商中小微企業的利益，也使消費者失去了進行比價的資源，此外，還阻礙了技術創新發展，降低了經濟運行效率。
全國政協委員楊玉芙表示，“這既是對平臺和商家的考驗，也是對法律權威和司法公信的檢驗，相信司法的介入和個案的公正能逐步終結壟斷業態下的‘二選一’。”
樊蕓長期關注反壟斷法修改，曾就法律修改問題調研一年，并請到超過30名代表聯名提交修改法律的議案。樊蕓表示，不少頗具規模的央企都曾遇到過電商平臺“二選一”現象，之前這些企業在多個電商平臺都曾開設店鋪，但個別平臺要求這些央企要想在該平臺上開展業務，必須放棄同其他平臺的合作。剛開始時，這些央企底氣還很足，不肯妥協。但后來，無奈之下還是進行了重新談判，有所妥協。“對于央企來說尚且如此，更何況是那些實力薄弱的中小微企業，面對電商平臺要求商家‘二選一’的做法，他們是敢怒不敢言。”
格蘭仕“二選一”事件為何爆發？
二選一問題并非僅發生在零售電商平臺上。
4月24日，溫州一位餐飲商家向媒體表示，2019年某外賣平臺人員曾到店要求簽訂獨家協議，因為沒同意導致店鋪被下架，這位商家不得已在2019年12月底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三個月到期后，因為沒有同意續簽，于是傭金上調到27%。
溫州另一位簽訂了獨家協議的商家向媒體表示，“27%就是不想讓我們做了，大家反應都是沒有利潤的。”
“二選一”問題在近年已經成為電子商務行業的頑疾，盡管多次引起關注，但始終未能解決。
早在2017年電子商務法立法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專門委員會委員在審議草案中就對此予以高度關注。
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辜勝阻曾說，電商為了爭奪商家的資源，電子商務平臺采取各種辦法逼迫平臺商家“二選一”，停止在其他平臺上促銷甚至經營活動。這個問題迫切需要立法的形式去規范。
呂薇委員當時也提出，大規模的平臺企業具有一定的自然壟斷性，特別是一些超大的平臺企業，要防止店大欺客，以及限制平臺之間的競爭行為。確實存在一些大的平臺企業限制競爭的現象。如有的平臺企業可能就要求商戶不準在別的平臺上去賣東西，必須“二選一”，在我這里賣就不能在別的地方賣，這是不符合公平競爭原則的。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騫芳莉也提出，“平臺‘二選一’是一個長期困擾商家的問題，電子商務平臺為了擴大規模，遏制競爭對手，對待其平臺上的商家提出‘二選一’的要求，并以搜索降權，取消資源位等手段，脅迫平臺上的商家不得在其他平臺上開展經營活動。這種做法使商家苦不堪言，損害了商家經營的自主權，也損害了中國電子商務的整體形象，急需在立法中對此類問題明確態度。
法律最終也采納了委員們的意見，電子商務法35條明確，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不得利用服務協議、交易規則以及技術等手段，對平臺內經營者在平臺內的交易、交易價格以及與其他經營者的交易等進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條件，或者向平臺內經營者收取不合理費用。
盡管法律已經明確，但依然在電商法實施第一年就爆發了格蘭仕事件。
2019年6月17日，家電商格蘭仕在其官方微博表示，拜訪某新電商平臺后，在另一電商平臺的搜索端出現異常，導致銷售受到嚴重影響，此后更披露了自4月以來該平臺多次要求格蘭仕公開聲明退出新電商平臺被拒，遭遇降權、屏蔽等一系列技術干擾，導致其為“6·18”大促在該平臺備貨20萬臺的努力化為泡影。
規制“二選一”要靠法治化
2019年11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在浙江杭州召開的規范網絡經營活動行政指導座談會上，相關負責人明確表示，互聯網領域“二選一”涉嫌違反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電子商務法，并表示對各方反應強烈的、涉嫌構成壟斷行為的“二選一”行為，適時立案調查，并依據法律規定嚴厲處罰。
但格蘭仕事件最終成了“一個人的戰斗”。
樊蕓建議，國家相關部門應加強執法檢查，加快反壟斷法的修法進程，加強互聯網反壟斷，堅決制止不公平競爭，依法規范互聯網電商平臺。
吳列進代表則建議，盡快對網絡零售平臺實施“二選一”的行為進行調查，加快《反壟斷法》的修訂，并在修訂案中更加明確互聯網壟斷的構成要件、特征、法律責任等，更有力地規范具有優勢地位的互聯網平臺的經營，為全社會營造更加公平、開放的營商環境。
反壟斷法專家、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曉曄分析，二選一行為的本質是獨家交易，我國電子商務領域已經出現寡頭壟斷格局，二選一將影響商家的平臺多歸屬，損害消費者選擇權，損害平臺公平競爭。
王曉曄認為，如果某領域確有必要保護某些經營者的特殊利益,就有必要制定專門法。這種立法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在存在相對優勢地位的情況下,弱方當事人一般不敢把交易相對人的不公平交易行為訴諸法律。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對優勢地位企業作出約束性規定,有助于保護弱方當事人的正當權益。
王曉曄建議中國借鑒歐盟《為商戶提供互聯網公平和透明中介服務的條例》,就電商平臺對其商戶的不公平交易行為制定專門法。
正如樊蕓所言，保中小企業就是保民生，要推動互聯網經濟的健康和良性發展，政府既要對互聯網經濟進行支持，也要加強監管，讓更多的中小商家在供應鏈平臺上，享受到良好的營商法治環境。